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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能有20个班加罗尔吗?


尽管经济不景气仍在持续,但对在长三角地区的政府招商官员来说,并不意味着工作更轻闲。恰恰相反,自从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他们比以往更忙了。
“现在几乎每天都在接待客人,虽然很忙,但是有客人接待总是好事。”8月17日,长三角地区一位政府招商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抱怨,“最头疼的是找不到大项目、好项目,你都想象不出最近的招商竞争有多激烈。”
席间,这位招商经验丰富的官员接到一个电话??他被告知追踪多时的项目“情报”已被邻近政府招商部门“截获”,对方向企业抛出了“投资200万元”的无偿支持。这意味着,马上到手的项目很有可能黄掉。
挂掉电话的官员一脸愤懑。他说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自从经济危机以来,外商投资额度持续下降,而他本人的招商引资指标却没有降。而近期中西部地区对服务及软件外包产业的重视,也让项目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竞争一直存在,现在的问题是越来越没有底线,恶性竞争情况越来越严重。”这位官员说,“如果所有人都在破坏游戏规则,你却被要求必须遵守底线,这种工作做起来能不累么?”
血拼优惠政策
作为一名从事招商工作十年有余的老官员,老王(化名)最近觉得压力特别大。“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我们是‘熟练工’,什么企业给什么政策非常清楚。但是针对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地方政府究竟该给什么样的优惠才合适,现在比较困惑。”
在最近的一次针对服务外包企业的招商会上,老王诚挚地向台下从事软件及服务外包和其他创意型企业请教,除了国家和省市级地方政府出台的一般性优惠,地方政府应该拿出怎样的政策才对企业发展最有帮助?不料这个问题当场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在场其它地方的招商官员纷纷表示也正为这个问题头疼。
老王所在的苏州市,是国内最著名的制造业基地,全球500强企业有128家在此落户建设了工厂。2008年,苏州市GDP全国排名第五,工业总产值位列全国第二。早在2002年,苏州市领导便已认识到产业升级和调整的必要性。几年来,苏州市招商部门针对招商形势的变化推出了不少政策。
最近一两年,服务及软件外包、新型创意型产业动态成了老王每天的必修课。在他办公桌上的一份重点招商项目名单上,涉及的项目不仅有软件外包、动漫创意,还有纳米分子材料、传感研究等。
“与传统制造业相比,新型服务型企业涉及行业多,规模小,专业性强,对政府的要求也比较个性化。”老王说,现在的这些优惠,都是这几年来的摸索,但是到底合不合适还在实践过程中。
老王说,在新一轮的招商大战中,优惠政策依然是比拼的重点。正因为企业的需求不同,为了争取更多项目落户,各地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五花八门的“计策”层出不穷,不断突破招商政策底线。
作为这一轮招商大战的典型代表,近期即将落户西南的马士基项目最近常被官员们提及。这家全球著名的物流航运业巨头,预备在中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后台数据服务中心,将其大中华区的单据统一录入管理。这一想法很快便被嗅觉灵敏的地方招商官员捕捉,一场争夺马士基大战很快在武汉、重庆、成都等几个城市间展开。
“本来项目都快要决定落在武汉了,重庆突然半路杀出。”一位了解内情的招商官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重庆拿出了“减免十年营业税”的优惠,“杀伤力”极大。“现在,马士基已经决定放弃武汉,在成都和重庆两个城市间选择,我认为重庆胜出的可能性很大。”他说。
在这位官员看来,重庆为吸引马士基项目落户给出的优厚条件不仅“闻所未闻”。而类似这样的招商举措,并非只有重庆一家,在各地针对服务外包业的新一轮招商比拼中,过度竞争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留不住的项目
虽然因为过度竞争带来的政策比拼让老王感到困惑,但是凭借多年的人脉和招商经验,这并不是一个太难解决的问题。让他更为头疼的是,每当他花费大量力气找到一个不错的项目时,这类项目很容易被“撬脚”。
“我发现服务外包产业与制造业很不一样,这个产业很难扎根。”老王说,这给地方招商带来了很大难度。
老王说,制造业投资虽然遵循低成本策略,但是地理便利、产业链聚集和高效运行的行政体系都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也是长三角及珠三角制造业发达的原因。但是服务外包却不同,“有网络有人就可以做”。
“有网络有人就可以做”带来的结果是:第一,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一旦得到其他地方政府给予的更多优惠政策,随时可以撕毁协议迅速进行搬迁,增加了项目落户的不确定性。第二,在第一轮招商竞争中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也可以参与到对服务外包产业的争夺中,从而加剧了地方政府招商的激烈程度。
另一方面,与传统制造业相比,由于服务及软件外包项目的投资额度普遍较小,在地方招商指标“不降反升”的压力下,对于项目的争夺更加激烈,甚至引发恶性竞争。
根据商务部统计的数据,7月外商直接投资(FDI)为53.59亿美元,同比下降35.71%,这是今年以来单月最大降幅。至此,FDI已经连续10个月负增长。地方招商官员们认为,除了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与投资项目主体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有关。
“招商指标不断加码,外商投资额度却在下降,竞争自然更激烈。”上述了解内情的招商官员说。
经济学者布雷顿(Breton)在《竞争型政府》中指出,地方政府的竞争首先是一个事实,财政分权无疑增加了地方政府竞争的强度,但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出是什么因素强化竞争, 即竞争的资源和动机是什么,以及竞争的时间长度,即竞争的可持续性。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以软件及服务外包为主的第二轮招商高潮尽管与制造业为主的第一轮招商存在很大不同,但两轮招商地方政府招商的动机和手段存在很大相似性。对于软件及外包产业的竞争仍然是以大量资源浪费为代价的,没有可持续性。
“问题的根源还是出在考核问题上。”上述官员说,每个地方每年要引进多少外资都要制定指标,而且这个指标一直在不断增长。这些指标会被分配到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甚至个人,业绩考核与指标完成直接挂钩,因此为了完成指标,招商官员不得不牺牲一些公共利益。
而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攀比心态,则助长了不正当竞争的歪风。“送给企业的优惠都是在桌面上的,看得见的。还有更多是看不见的。有时候给政策可能就是领导一句话??为挣个面子。”
中国可能出现
20个班加罗尔么?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各地对服务外包都这么热衷,但是这个产业很可能对地方经济起不了多大贡献。”老王说,从产值上看,软件及服务外包没法与制造业相比,而从财政角度,因为免税,对政府的财政贡献度几乎没有。唯一有利的是可以帮助地方调整人才和产业结构。
某种程度上,最早发展软件外包产业的大连似乎正面临这这样的尴尬。2008年,大连软件外包产业产值达到200亿元,占全市GDP的比重大致为4%,虽位居全国之首,但其产值尚不足苏州华硕工厂的五分之一。面对各地的激烈竞争,大连在软件外包领域的领导地位正在受到威胁。
投资资源分散带来的一个追问是:全印度乃至全世界只有一个班加罗尔,中国可能出现20个班加罗尔么?
从表面上看,全球软件外包的产业规模达到上万亿美元,蛋糕足够大。但即便是印度班加罗尔,根据其官方公布的预测数据,2009年印度IT业销售额近620亿美元软件外包占1/3,仅200亿美元左右。因此中国能够在全球外包行业获得多少份额值得仔细考虑。
另一方面,资源的分散也不利于人才的集中培养。假设班加罗尔有200万人从事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这些人才汇聚在班加罗尔,无论从人才培训还是城市发展角度都非常有利。但如果将这200万人放到中国的20个城市,每个城市只有10万从业人员,那么这个产业之于城市发展的意义将大打折扣。
“并不是说发展服务外包不重要,关键问题是是不是每个城市都要这么定位?”老王说,这样恶性竞争下去最糟糕的情况是,各地都花了大价钱,但最终产业也没发展起来,城市经济也没拉动起来。
事实上,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仅商务部授权的软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就达20个,还不算其他省市或地级城市。有业内人士认为,从产业发展来看,这种竞争表面看来容易快速扩大产业规模,但对于相关领域建立国家核心竞争力却无益。
无锡经济开发区一位招商官员说,当下最为紧迫的问题在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须对招商的恶性竞争做出反应,比如,严格制定和执行相关规定和监督政策。而从地方政府自身来看,必须要转变以往“粗放式”的招商引资策略,加强对产业专业知识的学习。在仔细研究高科技相关产业的真实情况后再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合适的招商引资策略,而不是对某些国家倡导产业一哄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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